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是重要抓手。在政府工作报告晒出的去年“成绩单”中，五大任务有效推进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。
　　
　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，2017年深化改革面临着更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
　　
　　啃下“硬骨头”，重点在于改革。那么，改革将从何处发力？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政协委员们集思广益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实招、妙招。
　　
　　扎实有效去产能：打开市场化法治化“工具箱”
　　
　　作为“三去一降一补”五大任务之首，去产能正迎来新的变局。
　　
　　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，今年钢铁、煤炭压减数量分别为5000万吨和1.5亿吨以上，与去年设定的任务相比“一增一减”，较去年实际完成额则有所下降。
　　
　　“2016年，虽然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，但更多是一些停产、半停产的无效产能。这些企业退出之后，其遗留的债务问题、职工安置问题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，可以说，今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方面将进入攻坚阶段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表示。
　　
　　去产能绝不等于去产量，看数字、重形式的去产能没有意义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晓强表示：“要把握好去产能与去产量的关系，不应简单地画等号，不搞一刀切。比如，调控原煤产量的时候要和原油、天然气、可再生能源等的生产供应衔接好，与发电、冶金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需求衔接好，也要把握好能源消费增长状况和能源进口状况等。”
　　
　　今年，去产能任务并不轻松，特别是作为“牛鼻子”的僵尸企业退出涉及数万亿元资产，人员安置和企业债务处理压力依然存在。委员们对此给出的对策是，一方面，坚持市场化手段，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；另一方面，法治化力量不可或缺。
　　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提出：“在国企去产能问题上，职工安置包袱很重，很难推向市场，要借鉴民营企业的做法，使国企真正形成职工能进能出的灵活机制。”
　　
　　“要搞好转岗就业和再就业培训，关键是补缴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，将特别困难户纳入低保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建议。
　　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表示，要加大对新破产法的实施运用力度。“在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，给濒临破产企业更大的经营管理灵活性，并严格监控，减少滥用的道德风险，提高重整重组的可能性。同时，借鉴先进经验，在国家层面建立破产法庭，建设专业的破产处置队伍，规范破产秩序，提高法律权威性和执行力。”刘明康说。
　　
　　积极稳妥去杠杆：从发展直接融资源头入手
　　
　　对于今年去杠杆的主要目标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：“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，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。”
　　
　　“目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，测算有150%左右，高于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徐绍史表示。
　　
　　从现实情况来看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，这与储蓄率高、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。
　　
　　“我国杠杆率与国际相比有点高，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。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，形成以银行为主、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，这样就造成了我国杠杆率偏高。因此，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。
　　
　　实现去杠杆的目标，需要解决这个源头问题。两会期间，诸多委员提出，通过改革金融供给方式，建立全国性多层次资本市场，从根本上改革目前以银行为中心、以债务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，大力推进地方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，为企业打通资本通道。
　　
　　“在去杠杆的背景之下，直接融资要发展是一条非常清晰的思路。”易纲表示，如果资本金多了，杠杆率就会逐渐下降，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会加强。
　　
　　与此同时，作为债务处置的有效方式，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思路赢得委员们纷纷点赞。
　　
　　常振明认为，在去杠杆方面，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，国有企业在资本补充机制上存在不足。他认为，在去杠杆方面，今后要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。
　　
　　不过，激发市场化债转股的积极性，还需政策联动支持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表示：“市场化债转股的积极性有限，还期待发改委、财政部、银监会、国资委等部委共同来制定指导意见，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。”
　　
　　因城施策去库存：基础制度与长效机制协同发力
　　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2016年末，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6.95亿平方米，较上年下降3.2%。同时，商品住宅库存下降较快，降幅达11%。去年，去库存取得了初步成效。不过，不可忽视的是，当前部分重点城市房价上涨压力大，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形势依然严峻。
　　
　　“采取‘因城施策’，这是与以往调控最大的区别。”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“因城施策”调控思路，全国政协委员，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示：“一线、二线、三线、四线城市之间，经济发达程度和各方面都不一样，东西部也不一样，南北部也不一样，采取因城施策调控措施还是非常合理的。”
　　
　　因城施策从何着力？一方面在于基础性制度建设，包括土地、金融、财税、投资、交易等制度，要为房地产市场提供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；另一方面则在于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长效调控机制。
　　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表示：“房子在某些城市确实存在泡沫，但一线城市的刚性需求还是有的，希望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的建立，能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避免大起大落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房地产调控最核心的是限价。”许家印表示，建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，首先应建立一个长期限价机制。
　　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则认为，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所依托的基础性制度安排，需要土地制度、住房制度、税收制度和投融资制度多点统筹支撑。
　　
　　多措并举降成本：减税降费不简单
　　
　　降成本与减税降费紧密相关。2016年，我国通过营改增实现全年减税超过5000亿元。这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“重头戏”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不过，尽管减掉5000亿元真金白银，一些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。
　　
　　为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，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；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%提高到75%，千方百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进一步显现。
　　
　　要让企业过好日子，政府就要过紧日子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表示：“降低税费有两层含义，一是把与精兵简政对应的、可能节流开源下来的财政收入，作为降低税费的选择空间；二是实施结构性减税，把政府部门节省下来的开支，向企业和居民转移，这事实上是实施分配改革，目标是增加居民收入，从而刺激内需。”
　　
　　除了要降低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，还要降低经济学中所称的交易成本。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强调：“交易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，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建设、法治建设、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。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，一靠改革，二靠法治。”
　　
　　减税降费并非只是简单地减税。全国政协委员、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在呼吁减税的同时，也呼吁要降低企业综合成本，如用人、用钱、用能、用地、物流等有形成本以及看不见的制度性成本。
　　
　　精准加力补短板：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
　　
　　如果说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”是做“减法”，“补短板”则是做“加法”，也就是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，提高生产效率，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。
　　
　　补短板补向哪儿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答案---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。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，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，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；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%以上。
　　
　　对此，委员们表示，加大力度补短板，资金是重要安排。
　　
　　身处补短板的重点领域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隆平高科常务副董事长伍跃时称，为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，需要持续对农业保险进行扩面、增品、提标、创新，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，实施大灾保险正当其时。他还特别提出，针对新型种植经营主体开设“基本险+土地成本附加险”的保险产品，以应对重大灾害导致种植大户难以恢复再生产的风险。
　　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力高集团董事长黄若虹也表示，在补短板上，金融扶贫力度要继续加大。黄若虹说：“目前，金融扶贫工作存在一些问题，扶贫贷款金额少，贷款审批发放环节多、周期长，贷款使用缺乏有效监督等。因此，我建议加快金融信贷进度，创新金融服务方式，加强部门协作，跟踪抓好扶贫贷款使用，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。”
　　
　　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，还需要发挥市场力量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表示：“要解决政府补贴中的乱象，发挥市场力量，通过第三方决定补贴给谁、补贴多少、怎么补贴，把钱用到刀刃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