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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谷俊山不代表军队的主流，就如同刘志军、刘铁男不代表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主流。尽管这样，有些问题无法回避，比如“一身病”的谷俊山为什么还能升到总后勤部副部长的高位？主要原因有两个：一个是其某些能力满足了军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军队和全国都陷入经商热，谷俊山有赚钱的本事，这就为他提供了发挥的空间，再者谷俊山胆子大，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不科学、不清晰的情况下，容易让人误以为有本事。比如网上言论中有许多仍挺刘志军，认为他虽贪，但却干了些正事。如果将他们放在贪腐尚未揭发出来前，显然更能迷惑群众，同时迷惑领导和组织。
　　
　　另一个是军队和全社会一样，制度建设处于完善过程，还存在监督检查和用人制度上的漏洞，这也是客观事实。反腐是个世界性难题，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彻底消除腐败。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，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，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，用当时的话说“在纽约的臭水沟里捞金。”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，也出现了严重的权贵腐败。今天的中国尚未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，也就是我们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，这就难免漏洞和制度滞后，所以出现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，有其客观原因。
　　
　　基于以上认识，我们既要深刻检讨自己，找出问题的症结，尽快克服，同时也确应从惩处谷俊山中看到积极意义和价值。
　　
　　一是处理谷俊山反映出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坚定的反腐决心。总后领导第一次向胡主席汇报情况，讲了两个多小时，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，胡主席不同意，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，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，才将其绳之以法。习近平主席上任后，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，先后10多次点到谷俊山，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。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有案必查、有腐必惩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，表明不论什么人，不论其职务有多高，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，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。军队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处。
　　
　　二是处理谷俊山反映着我军有自净能力，可以清除发现的腐败分子。假如说一些贪腐案多因内讧、群众举报而清除，谷俊山案则是总后党委的组织行为，这反映出我党我军有刮骨疗毒的强大勇气，同时也反映我党我军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敢于与腐败分子作斗争，这是至关重要和特别应予肯定的。同样重要的是，谷俊山的案子让全军特别是决策层看到了问题及其症结，这恰恰诱发了改革的机会，提供了变革的动力。习主席和新一届军委领导上任以来，军队在治腐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，特别是加强了制度建设。从去年初开始，连续出台了《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》，最近又下发《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》，其中“将干部提升晋职与审计结果挂钩”。去年10月29日，中央军委印发《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》和《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这就把此前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等等。这些注定会对遏制进而消除腐败产生积极作用。11月5号，新华社发布消息，军队和武警整风清退房子8100套，车辆25000台，这应当说已见成效。
　　
　　三是处理谷俊山得到了广泛支持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，并且反腐越彻底，赢得的支持度就会越高。有人担心谷俊山作为总部领导，因腐败问题被揭发出来，会影响着军队的形象，短期和表面看有这个问题，如果以积极的姿态，辩证的思维看问题，完全可以确信，只要我们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，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，最终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。总后纪检部门到谷俊山家乡查封其违法所得时，当地的老百姓鼓掌欢呼，谷家雇请的一个看家护院的人，悄悄把工作组的同志引到一处地下室，起获没有审出的550箱茅台酒。其情其景，让许多同志感慨又回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关系。
　　
　　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，最重要的原因是信仰信念动摇，精神发生蜕变，丧失了对各种腐朽思想的抵御能力。了解谷俊山的人都说他“一身病”，其中最致命的还是因信仰信念缺失而来的“精神病”、“软骨病”。谷俊山不重视品德修养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，排斥思想政治教育。他不信马列，笃信鬼神，把一些“大师”、“仙姑”奉为上宾，经常请到家里算卦看命。为了乞求神灵保佑，在濮阳老家大兴土木，在所谓“风水”最旺的地段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。被免职后，仍对“年关一过，立马复职”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。被“双规”时，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，妄图以“桃”代“逃”，躲过法律惩处。
　　
　　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再一次说明，任何人不具有天然免疫力，失去了高尚的精神追求，很容易走向贪欲，甚至是自我毁灭。钱无罪，人有别。不同的金钱观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如果价值观不正确，把“为官”的目的变成捞钱，那么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“为人民币服务”，人就不再是金钱的主人，而是金钱的奴隶。谷俊山长期搞生产经营，加上文化层次不高，思想政治水平低，行为处事很庸俗。开会时谷俊山很少能讲出几句有见识有思想的话，但到了酒桌上，哥们义气、江湖气全出来了，勾肩搭背，称兄道弟，匪气霸气十足，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。
　　
　　谷俊山因信仰信念缺失一步步走向犯罪，这对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作用。结合一段时间来，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下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，那么多人违法犯罪，中央巡视组一般都会发现腐败问题，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该如何建设好全党的信仰信念大厦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。一位思想家说过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：一条鱼得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，所有的鱼都得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。失去信仰信念对于单个人的影响与政治集团的影响相似或相同，我们需要站到治党治国治军的高度来认识问题。这方面苏共和国民党都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。
　　
　　苏共丧失执政权，根本在于失去人民的支持，但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，是苏共最高层。在苏共执政后期，出现信仰信念蜕变的苏共高层，开始意识到自己借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财富为制度所不容，只要制度不变，自己随时被清除，只有改变制度，才能将钱洗白。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现象的出现，苏共政治局讨论解散本党，放弃执政权力，并且意见是那么一致。实际结果也是这样，俄罗斯新贵基本上脱胎于前红色贵族，新领袖身边的人也基本是前朝官员。由此可见，摧垮苏共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内部，来自失去信仰信念的领导层。
　　
　　国民党失败原因大致如此。1939年1月，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说：“到了现在，本党差不多奄奄一息”，“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，而且表示蔑视”，“由于党的腐朽，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，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，这是绝大的危险”。“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，否则历史不会给它第二次机会。”国民党的自我剖析充分说明一个基本道理，政治集团失去了政治信仰，必堕入功利主义，这时便没有了献身精神，只剩下利益权衡，当利益大于代价，趋之若鹜，当代价大于利益，便化作鸟兽散。国民党垮在丧失了革命初期由三民主义信仰而来的精神力量，党不再是先进组织，而成乌合之众。
　　
　　反观自己，信仰信念一直是我党我军制胜的法宝，是获取精神力量之源。问题是我们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主要在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因环境条件变化而来的挑战。革命战争年代有生命相搏的敌人，冷战时期有假想敌，只要有敌人就会有牺牲，而牺牲最能激发神圣感，执政状态下没有那种程度上牺牲，神圣感很难激发出来。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没有自己的利益，除了信仰信念的作用，也有环境条件的制约，执政阶段党仍然没有或不应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，但党的成员有利益，有利益就会影响到价值观和信仰信念。特别是市场经济大环境给所有人带来诱惑，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利益予夺问题，这种情况下稍有精神松懈就会被腐蚀。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老板要相敬如宾，而不能勾肩搭背，相信其中有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考量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，看到中共领导层简朴而富于活力，回到南京说：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。宋美龄跟了一句话：“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”。从信仰信念角度分析问题，这是很能引发思考的。
　　
　　另一方面，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转型而来的挑战。这种变化直接间接对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信仰信念上的冲击。信仰信念属于精神的范畴，对科学理论高度依赖。马克思指出：“理论只要说服人，就能掌握群众；而理论只要彻底，就能说服人。”认识真理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，因而真理是相对的，很大意义上解释真理的能力带有绝对性，只要能够解释现实，理论就会发挥强大作用。看一下宗教信仰，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，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，就是因为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，能够解释现实，能够自圆其说。马克思、恩格斯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科学的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，更多的是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，但未解决或较少提供满足执政需要的理论。比如，《资本论》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，也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。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主体时期是这样，进入当代，在工厂里出现了机器人，尤其IT产业、金融业、律师行业大多采取合伙人制度的情况下，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，显然出现了困难。与此相一致，当世界处在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对峙状态下，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观可以解释世界，冷战结束，国家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，尤其“意识形态终结”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开始主导世界，我们也提出了“命运共同体”，“中国不输出革命，也不输出贫穷”，要求“跳出冷战思维、零和博弈”。这种情况下，如何才能走通“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”的路径，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题。这个问题处理不好，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特别强调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：政治信仰者、宗教信仰者、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，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，那么就意味着追逐功利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全部的目标，到这时必然发生蜕变，突破底线，走向违纪违法。谷俊山之流就是走了这样的不归路。延伸来看，这涉及的实际也是价值追求问题，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，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生价值，怎样实现人生价值，何为幸福，怎样赢得幸福的问题。为什么习主席提出“学习雷锋的幸福感”，就是为了启发我们必须找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，进而实现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升华。
　　
　　到这里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提出了实现理论突破的命题和任务，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变化了的世界，让每个人都清楚怎样才能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，并且可见可感可信。同时还要在重点人群上实现突破。目前党中央已经和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去年1月5号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委员、候补中委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开班仪式讲话中，突出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。虽然讲话面对的是全党，但突出的是高级领导干部。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又一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。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，再加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，说明重心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。所以，突出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坚定信仰信念，除了我党历来坚持“教育者先受教育”，及其该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影响更大，未必不是以苏共失去执政权力，逐步走向消亡的教训为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