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孝子杀母案,【东莞“孝子杀母”案背后不堪压力挥刀砍母而后自杀】东莞杨某照顾瘫痪的母亲20年，终因承受不了压力挥刀砍母，而后自杀，所幸两人生命无碍。极端个案背后是一个艰难的群体“反哺”父母维持家计他们承受巨大压力
　　
　　他照顾瘫痪母亲多年，却因为生活重压，先杀母后自杀。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，但在城市里还有一群有着相同压力的人，他们收入有限或自身境况不佳，还得努力“反哺”农村父母，承受着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杨云案件并非孤例
　　
　　因无法承受压力，导致精神崩溃而挥刀砍母，杨云的案例并非孤例。2012年，孝子邓明建弑母案曾引起轩然大波。
　　
　　43岁的邓明建，是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人，十里八乡都称他是个“孝子”，因他照顾瘫痪的母亲近20年，但依然任劳任怨。
　　
　　73岁的母亲，瘫痪18年，在病痛的煎熬下，一再求死，并不断威逼邓明建为她买农药。在这期间，邓明建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2011年5月16日，一时冲动为求解脱的邓明建帮母亲把农药瓶盖子拧开，母亲毅然喝下与世长辞。
　　
　　邓明建被判故意杀人罪，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缓刑4年。
　　
　　母亲瘫痪在床，云南孝子杨云（化名）悉心照顾多年后，终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挥刀砍母，而后自己自杀。但经抢救，母子两人均已伤愈。前日上午，作为检方的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专门举行公开听证会，并邀请多方参与，就该案件“应否对杨云提起公诉”征求意见。
　　
　　杨云的行为虽是极端的行为，然而，如杨云一般，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出身农村，在城里工作，却依然只能算个“城中人”的群体并不少，他们且需全力“反哺”农村父母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与经济方面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照顾瘫痪母亲多年
　　
　　据检方介绍，杨云来自云南，住在厚街。2011年，由于父亲与兄长均已去世，杨云遂将已瘫痪多年、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接到东莞一起生活，平时由杨云一人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。
　　
　　2014年1月18日18时许，杨云因生活困难，产生厌世情绪，持一把菜刀对母亲的后颈部砍了两刀，随后用剃须刀片往自己的腹部划两刀，左手腕部位划一刀，导致二人受伤。
　　
　　次日11时，警方赶到杨云的出租屋将他母亲送院治疗，并将杨云带走审查。经法医鉴定，杨云母亲所受损伤为轻伤二级。
　　
　　扛不住了也得扛
　　
　　虽然杨云案属于极端个案，但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，还有一群有着相同压力的人，他们来自农村，家境贫穷，父母没有养老保险，他们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，靠着在城市里一点一滴挣来的仅有工资养活小家庭，又要“反哺”父母。他们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，承受着精神与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家住东莞万江的广西玉林人罗峰就是其中的一员。罗峰是“80后”，依靠读书，从农村走到城市，辛苦工作了9年，终于在万江买了一套房，去年女儿出生。
　　
　　而他的老家，至今还住着一栋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，今年年初，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，想让罗峰负责10万元。
　　
　　对于将自己养育成人的父母的要求，罗峰无法拒绝。他并不富裕，女儿刚出生，正是用钱时。但罗峰咬咬牙，还是答应父亲，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。满打满算，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这一年完全不花，再加上仅存的1万多元存款，2014年年底刚好能凑出10万元。这意味着，这一年的花费，只能靠妻子工资支撑。
　　
　　罗峰告诉记者，他的父母务农，没有社保，其他兄弟姐妹在家务农，平时还需要罗峰救济，他感觉如今全家的压力几乎都压到了他头上，“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，但面对父母，你永远没办法说不，只能在他们面前假装坚强。”
　　
　　罗峰的经历，偶然却又必然地发生在了丁易成身上。丁易成是罗峰的好友，父母同样没有社保、养老保险。去年年底，面对父母再三提出的在老家建房的要求，让他感觉压力空前巨大。“父母辛辛苦苦半辈子，面对他们的要求，我真的不能拒绝。”
　　
　　于是乎，丁易成将自己存的近15万元，都给了父母，“只能是一切从头再来了”。
　　
　　专家：养老，不仅仅是个体的责任
　　
　　广东创新学院李玉春教授认为，比起“啃老族”，“老啃族”目前并没引起广泛重视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宗族、血缘和亲情这些概念仍是十分牢固的。
　　
　　“作为一个社会人，拥有着亲情友情这些社会联系，无法改变的出身随之而来的是无法绝缘的责任和义务，肯定要有所承担，”李教授表示，“老啃族”应有自己的妥协和坚持，在与亲人沟通的前提下明确自身必须承担的部分，但也要有自身的坚持，找到亲情和理想的平衡点，考虑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，不能无私地全部回馈给乡下。
　　
　　而在杨云身上发生的极端案例，家境已经窘迫到无法维持生计，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更须解决。东莞市委党校王学敏教授认为，由于东莞外来人口众多，新莞人老人的养老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，应由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。“但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，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政策支持。因为它涉及户籍管理、养老制度等多方面问题，这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。”
　　
　　极端个案背后是一个艰难的群体“反哺”父母维持家计他们承受巨大压力
　　
　　他照顾瘫痪母亲多年，却因为生活重压，先杀母后自杀。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，但在城市里还有一群有着相同压力的人，他们收入有限或自身境况不佳，还得努力“反哺”农村父母，承受着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杨云案件并非孤例
　　
　　因无法承受压力，导致精神崩溃而挥刀砍母，杨云的案例并非孤例。2012年，孝子邓明建弑母案曾引起轩然大波。
　　
　　43岁的邓明建，是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人，十里八乡都称他是个“孝子”，因他照顾瘫痪的母亲近20年，但依然任劳任怨。
　　
　　73岁的母亲，瘫痪18年，在病痛的煎熬下，一再求死，并不断威逼邓明建为她买农药。在这期间，邓明建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2011年5月16日，一时冲动为求解脱的邓明建帮母亲把农药瓶盖子拧开，母亲毅然喝下与世长辞。
　　
　　邓明建被判故意杀人罪，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缓刑4年。
　　
　　母亲瘫痪在床，云南孝子杨云（化名）悉心照顾多年后，终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挥刀砍母，而后自己自杀。但经抢救，母子两人均已伤愈。前日上午，作为检方的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专门举行公开听证会，并邀请多方参与，就该案件“应否对杨云提起公诉”征求意见。
　　
　　杨云的行为虽是极端的行为，然而，如杨云一般，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出身农村，在城里工作，却依然只能算个“城中人”的群体并不少，他们且需全力“反哺”农村父母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与经济方面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照顾瘫痪母亲多年
　　
　　据检方介绍，杨云来自云南，住在厚街。2011年，由于父亲与兄长均已去世，杨云遂将已瘫痪多年、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接到东莞一起生活，平时由杨云一人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。
　　
　　2014年1月18日18时许，杨云因生活困难，产生厌世情绪，持一把菜刀对母亲的后颈部砍了两刀，随后用剃须刀片往自己的腹部划两刀，左手腕部位划一刀，导致二人受伤。
　　
　　次日11时，警方赶到杨云的出租屋将他母亲送院治疗，并将杨云带走审查。经法医鉴定，杨云母亲所受损伤为轻伤二级。
　　
　　扛不住了也得扛
　　
　　虽然杨云案属于极端个案，但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，还有一群有着相同压力的人，他们来自农村，家境贫穷，父母没有养老保险，他们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，靠着在城市里一点一滴挣来的仅有工资养活小家庭，又要“反哺”父母。他们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，承受着精神与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力。
　　
　　家住东莞万江的广西玉林人罗峰就是其中的一员。罗峰是“80后”，依靠读书，从农村走到城市，辛苦工作了9年，终于在万江买了一套房，去年女儿出生。
　　
　　而他的老家，至今还住着一栋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，今年年初，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，想让罗峰负责10万元。
　　
　　对于将自己养育成人的父母的要求，罗峰无法拒绝。他并不富裕，女儿刚出生，正是用钱时。但罗峰咬咬牙，还是答应父亲，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。满打满算，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这一年完全不花，再加上仅存的1万多元存款，2014年年底刚好能凑出10万元。这意味着，这一年的花费，只能靠妻子工资支撑。
　　
　　罗峰告诉记者，他的父母务农，没有社保，其他兄弟姐妹在家务农，平时还需要罗峰救济，他感觉如今全家的压力几乎都压到了他头上，“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，但面对父母，你永远没办法说不，只能在他们面前假装坚强。”
　　
　　罗峰的经历，偶然却又必然地发生在了丁易成身上。丁易成是罗峰的好友，父母同样没有社保、养老保险。去年年底，面对父母再三提出的在老家建房的要求，让他感觉压力空前巨大。“父母辛辛苦苦半辈子，面对他们的要求，我真的不能拒绝。”
　　
　　于是乎，丁易成将自己存的近15万元，都给了父母，“只能是一切从头再来了”。
　　
　　专家：养老，不仅仅是个体的责任
　　
　　广东创新学院李玉春教授认为，比起“啃老族”，“老啃族”目前并没引起广泛重视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宗族、血缘和亲情这些概念仍是十分牢固的。
　　
　　“作为一个社会人，拥有着亲情友情这些社会联系，无法改变的出身随之而来的是无法绝缘的责任和义务，肯定要有所承担，”李教授表示，“老啃族”应有自己的妥协和坚持，在与亲人沟通的前提下明确自身必须承担的部分，但也要有自身的坚持，找到亲情和理想的平衡点，考虑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，不能无私地全部回馈给乡下。
　　
　　而在杨云身上发生的极端案例，家境已经窘迫到无法维持生计，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更须解决。东莞市委党校王学敏教授认为，由于东莞外来人口众多，新莞人老人的养老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，应由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。“但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，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政策支持。因为它涉及户籍管理、养老制度等多方面问题，这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