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刑判决

　　检方以“流氓罪”和“故意杀人罪”两项罪名对呼格吉勒图提起公诉，提交的证据包括“证人证言、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、物证检验报告、尸体检验报告以及现场勘查笔录”。检方根据这些证据复原的案情是：4月9日晚20点40分许，有窥视女厕所欲望和前史的呼格吉勒图，“酒后到第一毛纺厂宿舍院公厕外窥测后”，进入女厕所，对25岁的杨换芝“采取了捂嘴、扼颈等暴力手段”，将她“按在便坑的隔墙上”，掀开衣裤，进行“流氓猥亵”，听到外面有动静后逃离作案现场，而杨换芝因扼颈窒息当场死亡。

　　窥视欲成了呼格吉勒图的作案动机，而检方的依据，是他和闫峰的聊天中，曾经流露过某些对于性的想法。按照检方的这个逻辑，呼格吉勒图在和闫峰分开的十几分钟里，内心起了邪念，到距离卷烟厂5分钟左右路程的女厕所实施犯罪，然后回到车间，再执意拉着闫峰到女厕所去发现尸体，然后又执意报案，直到自己被锁定为疑犯。

　　呼格吉勒图案一审开庭是1996年5月23日，父亲李三仁和母亲尚爱云记得很清楚，庭审时间并不长，检方宣读公诉意见，律师张娣起初为呼格吉勒图做的是无罪辩护，最后却以他“认罪态度好、是少数民族、年轻”为由，在法庭上做出求情陈述。短暂的休庭合议之后，法官当庭宣判，以“故意杀人罪”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。6月5日内蒙古高院二审裁定“维持原判”，而这也意味着终审死刑核准裁定。

　　杀人、抢劫、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核准权，是自1983年“严打”开始，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至各省高院手中的。“严打”是“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”的简称。1983年，鉴于当时恶劣的治安形势，国内开展了第一次“严打”，对各类刑事犯罪者进行了“从严、从重、从快”的打击处理。“严打”的一大特征，在于加快处理速度，公、检、法之间的“相互配合、相互制约”，变成了“配合优先，制约为辅”。1996～1997年、2000～2001年，全国又先后进行了第二次与第三次“严打”。这期间类似的暴力犯罪案件，处理程序大都一致，由一审法院迅速下判，二审法院只做书面审，二审审理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。

　　“4·9”案显然撞上了第二次“严打”，呼格吉勒图自然只有一次当面向法官申辩的机会。可唯一的这次庭审里，他只有机会简短陈述自己的报案过程，并没有任何机会针对检方的证据做出抗辩。二审裁定出来的第5天，1996年6月10日，呼格吉勒图被押往刑场。从案发到执行死刑，只隔了62天。这个速度，无论怎么衡量都快得惊人。尤其是和2007年1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相比。以一起普通故意杀人案为例，一审法院做出死刑判决后，若当事人上诉，二审审判必须开庭，高级法院法官将赶至看守所所在地法院进行二审开庭，二审开庭维持原判后，所有卷宗将报送至最高人民法院。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，对全案事实认定、适用法律的情况再次进行审查。与此同时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将从北京赶至被告人羁押地，就关键事实问题再次进行讯问，至此确信没有疑点为止。这样下来，一名死刑犯从一审宣判到最终执行，最快也需要半年时间。

　　呼格吉勒图没能赶上死刑复核程序的逐步完善。算上他，1996年6月10日那天共有5人被执行死刑。除了庭审外，李三仁和尚爱云只在这天囚车驶出看守所门口的时候，隔着铁窗远远瞥见了儿子最后一眼。那一天的太阳烈得耀眼，夫妻俩的心也像被灼烧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