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现在各类侦破剧集中动辄做DNA检测不同，1996年的时候，中国的DNA技术还在起步阶段，全国有能力做这种测试的，只有北京、上海等少数城市的专门机构，内蒙古并不具备DNA检测的能力。在无法进行DNA检测的时候，就算能够提取相关分泌物或者毛发，也只能检测出血型，这又回到了之前的老问题，还是同类认定，而不是同一认定。

　　最令人生疑的是口供，杨承勋记得，他一看口供就觉得有问题，“太详细了”。在那些口供里，呼格吉勒图详细说出了死者内外衣物的颜色，连皮带是什么样子，怎么扣的都说得很清楚，“案发现场是没有灯的厕所，怎么可能?”杨承勋的看法和内蒙古政法系统的一位知情人的感叹非常一致。

　　可当年政法系统的核心办案者们，并没有发出同样的质疑。在赵志红认罪后，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了“4·9”案核查组，有核查组成员后来也明确对新华社记者表示，“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”。可核查定论并不等于最后的法律结论，法律结论需要体现在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上。但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，至今仍然未能启动。

　　无望等待

　　就在赵志红落网的第二天，2005年10月24日，律师张娣突然被警方询问，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时，“年龄是否有问题”。从张娣这里得到消息的玉泉区文体局局长哈达心中猛然升起了希望，他是呼格吉勒图的表哥。10月29日下午15点，哈达被“赵志红专案组”约到公安厅附近的紫微饭店，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孟凡涛同样询问了“年龄问题”，还向哈达表示，相关单位将对“4·9”案进行复查与回访。哈达开始确信，就像家人始终认定的那样，呼格吉勒图“一定是被冤了”。

　　李三仁在胆结石摘除手术后获知了这个消息，压抑了10年的悲痛终于有了可以抬起头来表达的出口。李三仁夫妇都是本分职工，他们的3个儿子都出生在牧区，都取了蒙族名字。从牧区回来后，插班上学，成绩都不太好。老大初中毕业进了毛纺厂，老二呼格吉勒图初三那年想去参军，因为种种原因没走成，李三仁找了很多关系，把他送到了卷烟厂。原本成绩最好的老三，在初三这年遇到哥哥被判死刑，“结果被老师和同学歧视”。尚爱云回忆，老三“大把大把掉头发，花了好几千块钱才治好，医生就说他是压力大，休息不好。这以后，他也再没法静下心读书了”。